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
其实，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本身是有困难的。
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禁欲，离俗的。
所谓之离俗，便是无君王，无父母。
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儒家思想是主流，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顺父母。
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而是翻译佛经，佛法僧缺一不可，佛有了僧有了，还没有经。
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东汉时期，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翻译什么经书，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
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观念，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
找着找着，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观念和佛教的概念，观念相似。
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
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
结果就是“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小乘禅学强调呼吸，吐纳，运气这些东西，跟道教的调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神话体系，道与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
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王生眼睛微闪。
“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来白马寺，除了赏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说道：“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
法护比丘？
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问道：“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
王生这个问法，当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问法，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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