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康之所以能如此地以谎言与事实对抗，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张文康这种欺骗世界的行为，可说是中国久已有之的行为。把他个人的撒谎，归结为他个人的品德是片面的。他的撒谎和失职，是一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张文康现象”。
人们曾习惯地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欺上瞒下”的现象。其实，他还有一个特殊性。他只能是“瞒下”，而并不可能“欺上”。正如文革和大跃进时期一样，他之所以要瞒下，甚至可以说是为的是保持歌舞升平、保持一个大国的威严、尊严。在4月4日的记者会上，他说：“我们不能说中国或者香港把疾病输出去了。”虽然，他的托辞没有任何说服力，但在这点上，我们不能怀疑他的私心、他的品德。他一面是进行紧急的布置，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这方面的努力，应该不值得我们怀疑。以他的职务和专业能力，他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严重性，他不会因此而有稍怠。
他之所以说谎，他却怕的是让人民知道、怕的是让世界知道，怕的是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其根本就是在中国的官场的逻辑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其最终目的是怕由此而引起更大的恐慌。在官场中，稳定高于一切，责任如此重大，他哪里敢掉以轻心？
他之所以要瞒下，也是为了“当好”他的官。作为一个以做官为职业的政治家、作为中国的官场中的一员，以中国官场的逻辑，上级没点头，他有什么权利来表态，他有什么资格来表态？
我们可以设想，当个人的地位已经确定时，当他的组织已经宣布了决定时，要他辞职，要他谢罪，我想他很可能会毫不犹豫。但如上级没点头，任疫情发展得可与大跃进相比，他也会一硬到底，永不讲一句真话。这就是官场的准则、这就是“对上负责”，对下可以胡来的准则。如果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甚至会动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疫毒中的人，2月份的“传谣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他之所以瞒下，当然也有着他的私心。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所形成的“民为轻，上级为贵”的问题，也反映出其为自己推卸责任的重要方面。大官压小官，疫情的进一步扩大，对他的仕途当然是重要的。
“张文康现象”，反映出的是我们的官场的逻辑，是一种“为官”的逻辑，而不是“为民”的逻辑。“对上负责”、“逐级负责”，已经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一种实际上的“提法”，很难再付诸实施。
罢官事件来得突然，作为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在免职的前几天接受凤凰台的阮次山的采访中，他还成竹在胸，在说“不用戴口罩”的誓言。我们真应该庆幸，我们碰上了一个全新的班子，碰上了爱民如子的“青天”，“朱青天”之后，又有一代青天为民办事，为民作主！
但回过来想想，如果再靠我们的“青天”而不是靠一个制度的保障，难道就能保证我们将来十年、二十年永远出的是青天大老爷？而不是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一样，来一个“三面红旗万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由于非典，当年仅泰山旅游区，游客下降60%！保守估计，非典将把中国经济增长至少拉低一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中国将至少损失一千个亿！
张文康曾说，他是13亿人的卫生部长，而非500万医务工作者的卫生部长。而今日，他为一己之私，竟置13亿人安危于不顾！
非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张文康毋庸置疑就是罪魁祸首！他做为堂堂中华的卫生部长，主管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却因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而枉顾全国上下亿万百姓的生命安全，从这一点上讲，他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尽管现在的他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但他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必将被历史记录在档，遗臭万年。
当然，现在因为有了陈锋的介入，张部长看来是没有机会再正大光明的召开记者会，向世界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当天早上在和陈锋谈完话后，王兆祥就马上出发前往国务院办公，安排得力下属对广东那边的“非典型肺炎”展开调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吓了一跳，疫情的蔓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了，他当即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向总书记进行了汇报。
陈锋在和干爷爷谈完话后，对非典一事自然非常的关心。
一整天的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没什么心思上网打电话，也暂时谢绝了陈可盈一家人今天的宴请，改为明天，专等自己干爷爷那边的消息。
到了晚上，陈锋等得心焦，终于忍不住向干爷爷王兆祥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陈锋就开门见山的问道；“爷爷，广东那边有结果了吗？情况怎么样？”
王兆祥沉吟了一会儿，才语气有些沉重的说道：“嗯，结果出来了，情况很不好。真的被你不幸言中了，小锋，这个消息你真的是在网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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