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机构的“准政府”与“半政府”性质导致了慈善事业合法性的减损。政府垄断了从事慈善事业的所有合法渠道。如果政府公信力强度高，那倒还好，社会上个体的慈善行为或可通过政府实现，也可通过这些“半政府”机构实现；一旦政府公信力受损，人们会因为质疑政府行为的效率和廉洁，而不愿意通过政府实现自己的善行，转而寻找其他途径。
除了公信力问题本身之外，这些作为半政府组织的慈善机构，由于本身欠缺应有的权利能力，其相应的主动性和活力、创造力也都随之受损，这种权利能力受损的结果是，其效率和廉洁在实际上必然受损，其公信力本身打了折扣，其所受到的公信力减损既因来自政府的连带效应，又有自身固有的原因。
因此，在这种“政府核准与管制”模式下的半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很难获得它们本该有的公信力。这就严重影响了公民的社会活动，在慈善事业中就导致个体的社会性行善成本大大提高。在有些特定情形下，人们的行善成本之高足以让人们望行善而生畏，以致彻底打消行善的念头。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邦政府组织都是“政府备案自由活动型”的，在政府备案的目的是可以得到法律与社会以及个体的合法支持，以及表示对法律负责——例如可以获得税收扣抵之类的优惠政策，而不是服从政府管制。
如果半政府组织机构的法律制度环境是“政府备案自由活动型”的，那么，它们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不受政府管制，它们一切活动的后果仅仅对法律负责，而不是某个对其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政府部门负责。这样的半政府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所应有的完整的权利能力，它们可以完全按照该组织自身的宗旨行事，而不必看任何政府部门的眼色，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去为社会服务。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公信力，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它们的公信力是由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建立，并且随着社会效果的好差而变化，不是通过政府获得的。
目前，中国慈善机构正是由于尚属于“政府核准与管制型”的半政府组织，因而无法全面释放社会的行善愿望。人们的行善成本太高了，法律制度没有给人们提供足够的行善条件。这是陈锋感觉最气人的，因为这种慈善制度极大压制或者说是扼杀了民间慈善的发展，是很不人性的或有违公益的制度。
当然这些想法，陈锋原本是一股脑儿要说出来的，但既然没有机会，他也就继续将这个想法藏在心理了。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这让人诟病不已的慈善制度还要继续下去，而国内那些富豪的慈善事业，还要在行政命令下“被慈善”和“被捐款”。要想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只能以身作则，最大的限度发展国内的慈善事业。毕竟，他现在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首富，是有必要承担大部分的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
陈锋跟随着主席台就坐的一干人等起身离席，重新回到休息室，张华书记的脸色显然很不好，要不是碍于陈锋的名气，以及陈大勇的名声，他早就拉下脸来训斥陈锋一顿。当然，这只是他心中比较YY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据传闻陈锋还是王兆祥副总理的干孙，他这个小小的校党委书记哪能惹得起，所以，他很快就调节了自己的负面情绪，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来，开始安排学校的工作人员为陈锋，还有红叶办理正式的入学手续，并按陈锋的要求，两人一起分到了金融学系，并且分在了同一个班。东海大学的金融系现有教师40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4人，具博士学位12人，硕士学位18人。本系汇集了金融学、投资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也聚集了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学者。已有部分中青年教师在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崭露头角，师资力量雄厚。当然这是官方介绍，而陈锋所知东海大学的金融学系教学水平在国内只能算是中上水平，毕竟这个众所周知东海大学是偏重于理工科的，经济学便不是其教学强项，但也聊胜于无。之前，陈锋原本是打算读中文系的，但谁让现在红叶到现在还没完全原谅他呢，所以，干脆就一直形影不离的继续陪着她了。反正对他来说，读哪一个系都一样。
办理完报到入读手续后，陈锋和老爸谢绝了校方客气的宴请，直接从带着保镖从学校后门出来，然后在那些记者和歌迷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坐上早已等候的车子，溜之大吉。而后，一行人直接住进了距离东海大学不远的香格里拉酒店，当然包括已经通知的王晴母女俩了。
在陈大勇的故意安排下，以及王晴的强压下，红叶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跟陈锋同住一个房间。这让陈锋暗暗得意。在等美国那两副面具送到之前，他们要一直在这里住下去，至于晚点去学校报到一事，他们之前已经知会了校领导，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不过，让陈锋感觉有些后悔的是，早知道这次可以跟红叶住在一个房间，他当初也不会当冤大头给那个制作人皮面具的人白宰一顿了，自然是在这里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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